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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，北京，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在编纂《周恩来选集》，一通来自邓颖超的电话，改变了编辑人员对李锡九的认识。
她特别提醒：“李锡九是老党员，这段经历不能遗漏。
”在许多人眼中，李锡九是国民党元老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他还长期以秘密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。
李锡九早年并不是一个置身书斋的知识分子。
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，他到保定育德中学任教。
那所学校由同盟会人士创办，革命气氛浓厚，他与江浩等人在校园内传播新思想，推动直隶地区的革命组织发展。
辛亥革命后，李锡九当选为直隶省议员，并进入众议院。
他关注教育、农业、实业和吏治，提出过不少建设性主张。
遗憾的是，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很快被军阀和旧势力扭曲，议场上的议案，往往抵不过强权手中的枪。
袁世凯称帝时，李锡九与江浩等人在国会中联络议员，公开反对帝制。
段祺瑞破坏《临时约法》、解散国会后，他又响应孙中山的护法主张，南下广州，参加非常国会。
对他而言，国会并非谋取职位的工具，而是争取政治秩序的一块阵地。
有意思的是，李锡九真正的思想转折，并不发生在一次轰轰烈烈的会议上。
1919年以后，他在天津接触马克思主义，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活动，并与李大钊有了更多交往。
李大钊的讲解，使他开始从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的困局。
1922年前后，李锡九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由于他本身具有国民党资历和社会声望，党组织没有把他的身份公开，而是让他继续在国民党和社会各界中开展工作。
这种安排风险极大，却也使他能够接触不同政治力量，承担一般党员难以承担的任务。
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，李锡九参与筹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，同时协助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。
他曾帮助韩子木等人进入党内，并推动安平、饶阳等地建立党的基层支部。
表面看，他仍是国民党方面的活动家；
实际上，秘密联络、组织建设和政治协调，都是他的工作内容。
李锡九的特殊作用，在大革命失败前后表现得格外明显。
1926年，他随国民军南下广州，后来在武汉国民政府担任监察院委员、军事裁判所所长。
蒋介石、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，他因共产党身份被捕。
由于曾经主持案件时减轻过一名军警人员的刑罚，对方念及旧情，暗中保护了他，李锡九才躲过一劫。
获释后，他拒绝汪精卫的拉拢，返回北平，继续从事反蒋和抗日活动。
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，孙殿英聘请他担任高级顾问。
李锡九借助这一身份，营救被捕的中共人员，并把一些进步人士介绍到孙殿英部队中，试图改造这支地方武装，使其承担抗日任务。
同年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，蒋介石要求孙殿英出兵进攻。
李锡九从中斡旋，劝孙殿英不要向抗日力量开枪，还设法推动各方联合。
计划最终未能实现，他返回北平，但住宅仍被北方局作为秘密联络地点，王世英夫妇等人曾在那里开展工作。
全面抗战爆发前后，李锡九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系，并前往延安。
毛泽东称他为“李大姐”的女儿李之光后来也到延安参加革命，孙子李琦则在“一二九”运动中接受锻炼，1936年入党，抗战开始后奔赴延安。
这个家庭的选择，说明李锡九的政治立场并非临时变化。
解放战争后期，他又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联络工作。
1948年冬，李锡九与耿寿伯前往华北解放区，就有关事宜进行商谈。
1949年初，他还受中共中央委托，赴长沙争取程潜保持局势稳定。
长沙和平解放后，程潜起义，对湖南局势平稳转换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1949年9月，李锡九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。
此时，他的公开身份已经发生变化，但早年那段长期隐藏的党员经历，仍未被广泛知晓。
直到1979年，邓颖超在编纂周恩来文稿时亲自说明情况，李锡九作为秘密党员的经历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。
周恩来曾评价他“老成谋国”，这句话并非泛泛称许，而是对他多年周旋于复杂政治环境、坚持抗日与革命工作的概括。
李锡九于1983年在北京逝世，享年九十六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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